●他历练商海，守业成功，再上台阶。

　　●他把李家事业从农耕文明正式转化为现代文明。

李也亭把侄子听涛带到上海滩时是１８５１年，听涛１６岁。到了１８６８年，李也亭去世，乾坤二房第二代四兄弟已各有家室：坤房李梅塘与张氏夫人生了七个儿子，乾房听涛、濂水、雨田三房生了九个儿子。李听涛从子侄辈中物色接班人，也以“不论子侄，能者为继”原则，选中了濂水的第二个儿子李詠裳。

　　李詠裳也是１６岁来到上海滩，这时是１８８６年。他先在久大沙船号做学徒，因善于经营很快升任经理。他原名永祥，改名詠裳是在上海的事。

　　李家在第三代十六房分家后，主要产业只分股份，产业还是专人经营，这个掌门人就是李詠裳。 

　　收缩沙船　　闯过金融风暴

　　李听涛接手家业，对叔父也亭重托不敢疏怠。他审时度势，深谙沙船业已如强弩之末，果断收缩方为上策。然而，退出的资金又该投放何处？俗语说“船儿离不开港”，因此，他第一步先把久大等码头修整扩建，并造起两层楼新式栈房，除供自家沙船所用外，还供别家船只和华商火轮停靠。后又投资大达码头，并致力于扩展钱庄。

　　李家钱庄原本就近开在南市，租界日益繁盛之后，设在租界内的北市钱庄逐步兴旺，不论资金和户头都超出了老城厢。听涛便和詠裳商议，除将“立余”仍留南市外，“崇余”、“慎余”都迁往北市的江西路宁波路口，聘钱业才俊郑郎斋、袁联清等分任各庄经理，还正式加入北市钱业会馆，建立汇钱划账制度。

　　李詠裳在伯父手把手教导下，为适应时代发展，引进划账制度。它由公会统一印制公单，只须手续齐备，各庄不得拒收。而汇划钱庄又必须是资本厚、信誉佳的行庄。由于上海发展处处需资金调剂，钱庄获利甚为丰厚。１８９１年北市钱业会馆购地１６亩，集资１２万两，在闸北塘沽路建造新馆舍。李家钱庄摊银一万两。新会馆门楼、檐廊、厅堂雕梁画栋，成为沪上一大景观。

　　时值列强外资蜂拥侵入中华，海外冒险家和各色骗子在金融界掀起阵阵恶浪。如１８８３年的丝业囤积倒闭就是一例。先是金素记丝栈亏折银数十万两，牵扯钱庄４０余家歇业。紧跟着胡雪岩阜康银号也因囤丝积压太多而陷入绝境。随即上海钱庄便同雪融冰化一般，接二连三地倒了十之六七，街谈巷议几乎“谈钱色变”！好在李听涛心眼“死”，年前丝行红得令人垂涎时，曾有人劝他投资。他却认准，“我家靠沙船生意，沙船做的是米糖豆麦，钱庄放的也是这宗款子。丝行是湖州钱庄做的，我们不去抢。”赖此一念，侥幸逃过了一场劫难。

　　谁料事隔数年，上海又刮起一股贴票风潮。这是潮帮钱庄兴起来的，为争夺游资，耍起了一套贴票把戏。即凡以９０元存入者，开一年期票，届时可兑100元，年获利息十之一。这在当时实属惊人利息，存款者踏破门槛。一些老钱庄坐不住了，也有人劝“慎余”、“崇余”试一试。李听涛断然表示：“不可。”果然，１８９７年冬天，一场金融风暴骤然而起。那些贴票钱庄因无法如期兑现，被储户轧坍柜台，全上海为之震动。当时《申报》连篇累牍地报道风潮始末，曾把“慎余”列入停闭钱庄中，后作更正，称访事误录。真可谓有惊无险。 

　　抓住机遇　　扩充金融事业

　　李氏子侄从第三代起，基本都不在小港居住，多数在上海、北京读书进学，西方的声光电化、民约人权等也渐渐耳濡目染。詠裳自幼随父濂水长在京城，眼界见识更是开阔。３０岁上，李听涛便将久大沙船号经理一职委托给他。李詠裳以码头为基地，组织了镇康新记公司，在油车码头附近的祖地上建造了吉祥弄。这是李家投资房地产之始，也是上海最早的石库门房子。二层楼砖木结构，厚墙壁，小窗洞，窄长的天井，厅堂厢房还维持旧式乡居程式。李詠裳住弄内２号，公司也设在那里。

　　伯父听涛教诲和商界历练使詠裳明白，经商既不能投机，也要抓住时机，他接手后，又逢一次良机。

　　１９０５年前后，江浙绅商受美国虐杀我侨胞事件的刺激，兴起实业救国浪潮，不少人甚至变卖家产建厂修路。钱庄可以调剂资金，自然成为热门产业。李詠裳便和众兄弟相商，以总号名义再开一家会余钱庄。坤房的众兄弟也一个个按捺不住了。于是，先由老七屑清从本房慎余支款在年前开办了同余钱庄。紧接着，老三如山也仿效再开钱庄。可以说，李氏连续新开三家钱庄，很大程度上依仗了家族在上海立足７０年的关系网。

　　詠裳这一辈的姐妹兄弟很多都嫁娶沪上名门望族。梅塘的长女金娥也就是詠裳的堂姐嫁，给了濂水（詠裳父）门生，中过进士点了翰林的夏启瑜（鄞县人）。次女银娥嫁给了桕墅方家二房的方选青。詠裳堂兄云书，和上海酱业大王张鼎新园主逸云，分别娶十七房郑家郑氏钱庄的大、小二位小姐，结为襟兄弟。詠裳堂弟薇庄又娶方选青的妹妹为妻。这仅是坤房部分儿女的婚姻情况。这种亲套亲的关系无疑对李家事业是一大助力。以新钱庄开张来说，有交情的都要去存上一笔款子为贺礼以厚资金，俗称“堆花银子”。方、郑几家都开有钱庄，尤其方家是宁波帮钱庄首户，拥有安康、瑞康、汇康等２０余家。李氏三家新钱庄开张，“堆花银子”自然收了不少。 

　　经营房产　　租界越界筑路

　　李詠裳的眼光、魄力比上辈又高一筹。他在投资钱庄同时，又将重心移往房地产。

　　当时租界中心地带南京路一段已繁花似锦。他和坤房兄弟商议，认定下一个热地必定是偏西的静安寺四周地段。于是，由“久大”出面组织了天丰、地丰、元丰、黄丰四大地产公司，取中国古语天、地、玄（元）、黄之意。先买下静安寺路（今南京西路）北一块５０余亩地为天丰所有，次又将徐愚斋遗业柿子园２００亩地买断为地丰公司，再东移至杨树浦路平凉路置地建元丰公司，最后又在戈登路（今江宁路）、小沙渡路（今西康路）、西摩路（今陕西北路）、新闸路、武定路一带购地６０余亩，成立黄丰公司。这着棋使李家在顺应时势上占尽了风头。不消几年，这些地块不论是售地还是建房租售，都在原价上翻了一番甚至几番。

　　尤为瞩目的是，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要在柿子园和新闸路两地块筑路，竟无理地无偿征用李家土地。租界本是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耻辱，还要如此蛮横地剥夺华人利益，李氏家族据理抗争，工部局只得同意李家自筑马路。于是，租界内便有了国人以堂号命名的马路：地丰路（今乌鲁木齐北路）、李诵清堂路（今陕西北路）。马路筑毕，尽管租界当局百般挑剔，但也不得不承认路基、路面都达到了规定标准。马路开通，贺客盈门，大长了国人志气，马路两侧的房地产身价也攀高直上。李家坤房一支以后便长期聚居在这里。 

　　蒸蒸日上　　大办现代工业

　　在房地产之战打响之后，李詠裳将钱庄业逐渐收场，转向新兴的现代工业，在他家办的企业上都加上了一个“新”字，如久大沙船号在民国初期（１９１１年后）向政府注册登记，改称为“新记营运股份有限公司”。后来他任上海商船业代表，担任上海市议会、市政厅议董、上海总商会、县商会、上海四明公所董事，创办上海华商电气公司、大达轮船公司。自办大德新榨油厂、新华薄荷厂、新丰豆麦行，由他的三个儿子祖华、祖恒、祖泰直接经营。钱庄收缩，他曾任上海中华劝工银行、恒利银行董事长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、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，为民国初期上海银钱业巨子。

　　李詠裳与长子李祖华在１９２５年间，决定投资创办大德新机器榨油公司，核定资本１０万两，李詠裳自任董事长，李祖华任总经理，１９３０年在浦东杨家渡购地造新厂房，新添螺旋榨油机４８套。油厂不仅出豆油，也出菜油、生油、麻油等。１９３８年又到美国和德国定制克虏伯式大型自动螺旋式压榨机。１９５３年公私合营时核定资金为８０万元，是上海同行业中规模最大的。儿子祖泰办的薄荷厂，生产白熊牌薄荷脑，解放后已为出口名牌产品，为国家争得外汇。

　　任人唯贤　　堪称商界伯乐

　　上海商界都盛赞李詠裳识才善用。其手下之人如曹莘耕、俞佐庭、俞佐宸、楼恂如、刘聘三等人，后来都成为同业领袖。

　　曹莘耕原为某家豆麦行学徒，经常被差遣来新记公司办理送银子、打回单等事务。李詠裳看他年轻有为，破格重用，聘他为新丰豆麦行的经理。曹为人爽直，有魄力，新丰行在他在手里日益兴旺，特别是向各洋行做杂粮出口，每笔数字十分可观。李詠裳的大德新榨油厂，后来就叫长子祖华与曹管理，曹莘耕做杂粮经验丰富，对大德新收购原料及销售成品（油）带来方便。

　　上海中华劝工银行是李詠裳创办的，自任董事长。经理一职由敦余钱庄经理楼恂如兼任，另聘刘聘三为副经理。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后，刘聘三脱离劝工，转任中央银行沪行经理。但中行刚成立，尚未树立信誉，很难开展业务。刘聘三干了不久就自动辞职。李詠裳则一如既往，让刘聘三重返劝工，并任命为经理。劝工的业务蒸蒸日上，在上海银行业中颇有声誉。刘聘三后来去香港有更大的发展。

　　俞佐庭、俞佐宸兄弟是李家的表亲。李詠裳在宁波开设了４家钱庄：天益、元益、彝生、彝泰。其中天益和元益便由俞氏兄弟分任经理。１９３１年，李詠裳又与秦君安、徐庆云合资开设恒巽钱庄，让俞佐庭主持。俞佐庭日后出任上海总商会执委主任，而俞佐宸留在宁波，历任商会会长，解放后做过宁波市副市长。

　　钟爱上海　　家人和睦共处

　　李詠裳在６０岁时，辞去他倾注全部心血主管了４０余年的新记公司经理职务。１９３１年，李詠裳把全家自南市吉祥弄迁居至愚园路新宅。他买进了愚园路１１１号（现已改为５４１弄）大花园洋房一所，并于花园南端建造二间三层的住宅６套。由三子三女分住。李詠裳将此处命名为“和顺村”，显然是希望一家人和睦顺利地共处。在家族中，李詠裳的房名是“仲选房”。他把三个儿子的房名分别称为“选均房”、“选和房”、“选安房”。这“均、和、安”的意思也是不言而喻的。

　　李詠裳次女李锦章嫁于鄞县夏雨生（早逝），生有一子夏恩寿（夏功权），经常住外公家。夏功权抗战初在上海就冒着炮火，驾车支持抗日军队，后考入空军，驾机轰炸日军，有战功。夏功权晚年曾从台湾回到小港，参加乾坤亭落成。

　　１９４９年有人也曾劝李詠裳去香港，但他坚决表示留在上海。１９５３年，８３岁高龄的李詠裳在上海去世，是他同辈兄弟中最高寿的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