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秋君（１８９９～１９７１年）是李薇庄的第三个女儿，谱名祖云，她终身未嫁，伴居老母。小辈们按宁波人的习惯，父亲比秋君大的，称她三姑姑；父亲比秋君小的，按男性称呼三伯伯。年轻时，她患过严重的肺结核，经医生精心治疗，好不容易康复了。但医生关照，要避免结婚生育，否则容易引起疾病复发，生命难保。虽然过后２０年没有发过病，但是已过了适婚期。这时的她名气响了，有了社会地位，眼界也高了，再难谈婚论嫁。

      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她是上海女子书画会会长，上海灾童教养所所长。五十年代，她是上海市民主妇联执委，上海市人民代表。六十年代，她是上海中国画院画师，中国民盟盟员，中国文史馆馆员。 

　　社会活动家

　　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李秋君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，参与募捐活动、救灾工作，为解放区捐赠医疗物资，掩护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。

　　最紧张的一次是护送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去香港。

　　敌伪时期，从上海市内到轮船码头这段路非常不安全，常会遇到检查，李秋君通过关系，借到一辆“名人”的汽车，有特殊标志的车牌，人称黑牌车号，可以不受检查。正因为她对共产党有过贡献，解放前就收到新四军颁发的印有朱德总司令印章的奖状，她一直珍藏着。据她侄子李名邺说，曾经看到过，可惜在“文革”中毁之一炬。

　　上海解放后，李秋君是陈毅市长首批接见的爱国民主人士，当选为第一届上海市人民代表，以后历届当选，直至“文革”开始。第一届民主妇女联合会成立，她是执委。当时上海民主妇联主席章蕴等就曾在石门二路李秋君家里聚会，鲁迅夫人许广平也来过。

　　解放后何香凝第一次来上海时，住在杜月笙住宅（现东湖路东湖宾馆），当天就与她会面。李秋君靠拢共产党，参与爱国活动，受何香凝影响甚深。何也是一位女画家，与李秋君第一次在上海见面，就送秋君一幅她画的老虎图。这幅虎图是印刷品，不过由她亲笔题字赠予李秋君。这幅图一直挂在秋君书房内，“文革”抄家时不知去向。

　　李秋君创办上海灾童教养所，任所长，本意是救助抗战时期的孤儿和贫困儿童，经费来源是向社会各界募捐。与李家有关系的人士，几乎个个解囊。

　　内部主政的教务长等一批教师，很多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，利用慈善工作、教育工作开展活动。他们输送了一批青年去解放区，参军或加入地下党。这些学生解放后都已是革命干部，来看望过李秋君。李名邺说：“所里的一些地下党教师是秋君姑以前就认识的，他们尊称秋君姑为李老师。创办教养所对秋君姑的思想教育和影响很深。”

　　解放初期，李秋君的主要活动不是画画，她参加很多社会活动，贯彻新《婚姻法》，维护妇女权益。李名邺回忆：“女画家吴青霞上门来诉说受丈夫虐待，秋君姑带着她奔走妇联和法院，最后根据婚姻法判离婚，后来吴再嫁于上海体育学院院长。我见过吴赠李的一幅仕女画，一个仙女骑在鸾凤上，上款秋君吾师……”

　　金奖女画家

　　鄞州沙耆的油画在国际上得过金奖，而实际上，李秋君的《秋山读易图》，１９３０年就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办的“劳动和美术”国际大奖赛中荣获金牌大奖，评语是“画风优美，凸显东方神韵”。这幅画，她的侄子名邺看到过，画面上青松苍虬，烟云飞动，山影沉郁，给人朦胧的美感。

　　李秋君年轻时是当时女画家吴杏芬的入室弟子。由于家族关系，与一些名人是世交，如王一亭、狄平子等，李秋君受他们指教和提携，自号“欧湘馆主”，有一横幅“欧湘馆”三字即为狄平子所题，常年挂在书房。秋君何对于“湘”字情有独钟，她的成名作仕女图，即为“湘君湘夫人图”，可能受此感应吧。

　　秋君真正的画功，初期并没有受名师教导，而来自临摹。第一个来源是家族中多有收藏；第二个来源是家族广结名士，有条件借阅收藏品；第三个来源是有名的古董商经常来往，在考虑收购过程中，通常有一两日藏品停留在家，有足够时间临摹。

　　李秋君的画，初期主要是仕女，自从结识了张大千后，她的画风主攻大型山水和青绿山水。她的作品博采众长，但并没有形成个人风格，甚至有时不统一。大幅仕女的粗犷线条来自宋元古画；一般仕女，削肩细眼，三白面孔，是明代仕女的风格。作品常出现的水纹波浪，线条流畅，明显借鉴了宋、元画卷，山水补石则基本是张大千的风格。

　　她最有名的填金青绿山水，金碧辉煌，华贵亮丽。这类作品需要大量的纯金粉和真正的石青、石绿，费用太大，除了张大千、吴湖帆，其他人很少能用。

　　李秋君作画，是爱好，“玩票”性质，只图名，不图利。当时上海惟一的专门开画展的场所“上海画苑”（在成都路、南京路），二楼是说唱评弹的沧州书场，三楼即为画苑。李氏是画苑股东，开个人画展不成问题，又有家族关系网捧场，自然为出名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，大约１９４５～１９４８年，张大千的大风堂设在上海。张非常讲究尊长规矩，名义上大风堂设在西成里（上海老西门一带）张善子夫人家，张大千每次来沪必先在西成里二嫂家住上几天，再由祖韩、秋君兄妹接到卡德路李宅，李家专为他设置房间、卧室兼画室。四十年代后期，张大千声言，我的学生就是李秋君的学生。当时拜师还流行叩头，先拜张大千，再拜李秋君。所以张的子侄、学生都尊称秋君姑为三孃孃。

　　张大千作画习惯比较固定，大约上午９时开始，先用木炭勾线、打稿，或者将隔夜未完成的画先着色。下午，如果没有其他事，李秋君基本上在张的左右，看他作画。傍晚时分，宾客盈门，有书画界的朋友，常客如谢稚柳、陈巨来；学生常客如陈从周、糜耕云。这时，张大千会高谈阔论，评述自己的作品，也谈别人的作品，众人从中吸取养料，李秋君得益最多。

　　解放后，李秋君进入上海中国画院。当时提出，艺术作品必须来自生活，中国画不能再出现古装人物，山水画中经常需有人物点缀，这就难倒了李秋君。她没有学过人体解剖学，也不会写生，又受声名之累，不好意思从头学起。另一方面年龄也大了，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。

　　她画中所缀的人物还是谢之光帮她。谢老师是她的好友，住在慈溪路，即李宅后面一条小路，很近，常来走动，有时候李秋君就由侄子名邺陪同过去。

　　李秋君虽擅长画仕女，但不会开面相（画像）。逢到有名流求画，如当年电影名星胡蝶送来一张照片，要求秋君按面相绘一幅仕女。秋君有一拍档，姓陈，因耳朵听觉不好，人们称呼他为陈聋先生。他是画祖宗“喜像”或称“神像”出身，只要他将脸部画像了，秋君就自己补身、配景。

　　画坛有知己

　　张大千的一生传记中，如果缺少了李秋君这一章，将是不完整的。各种各样的文字中，渲染最多的有两点，一是大千与秋君论婚之说，二是秋君为大千终身未嫁。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

　　李名邺以李秋君侄儿身份指正这一点：“薇庄公早逝，其时大千只是１４～１５岁的毛孩子，根本还没有进李家的门，哪里谈得上什么薇庄公许婚之说！至于秋君姑后来未嫁，有健康原因。熟悉秋君姑的人都清楚，她没有像陆小曼楚楚动人般的浪漫，说话大声大气，性格豪爽，交际场合中从不出入歌榭舞厅，除了在全女班（如女子书画会）聚会，她不喜欢在女人堆里聊家常，通常与男人们一起谈局势（指当时政治、社会形势），谈市面（指当时金融、股票、期货、房地产等趋势），她更像现代版的女企业家、女强人，绝对不是张大千所喜欢的类型。这种论婚之说流传开来，最早出现在张大千的自述体传记，由台湾作家谢家孝著《张大千的世界》（１９８１年在台湾出版）。”

　　李名邺还强调，这本自传由作者采访形式编写而成，经大千本人确认后出版，其中内容是大千自己所讲，当时秋君亲弟李祖莱（李名邺父亲）一直在大千身边。此书完成后，对其中涉及李家的内容，祖莱在各种场合没有否认，采取默认的态度，所以外界对此书所说增加了可信度，不断引证此书。其实，此时的祖莱已随大千移居台湾，作为张大千的经纪人。虽然大千念旧交，两人关系亲密，但实质上的雇佣关系是回避不了的。这就明白了，祖莱是没有可能出来指正这段低级的错误，反正外人不是历史学家，很少有人会来深究。

　　两人的关系，虽算不上谈婚论嫁，但确可算得是亲密的良师益友。李名邺的看法是：尽管最初的出发点，大家是自私的，相互利用，但是人非草木，不谈爱情，不做夫妻，终究也会建立起深厚的感情。

　　有一部电视剧本《张大千》，将张大千与李秋君的关系称作“红颜知己”，这种讲法，名邺认为觉得并不为过。

　　“大千住在李宅，生活上自然由秋君姑照料，后大千娶夫人徐雯波，也是秋君姑帮着操办。徐是四川人，原是张大千女儿心瑞的同学，原名红彬（谐音）。徐家并不赞成这门婚姻，所以两人决定在上海办婚事。新房设在李宅。按旧俗，新娘必须在娘家出嫁，这个难题，由秋君姑来解决，让徐先住到李秋君的三弟祖模家中，到时再迎娶过来。大千在国际饭店二楼丰泽楼摆酒，李家大小都去，当年我大约１２岁，也上座。”

　　有说张大千与李秋君互写墓碑，确有其事。秋君50岁时，在静安公墓（现静安公园）建寿穴。大千写墓碑“画家李秋君生壙”，经石刻朱红色字立碑。秋君姑为大千写的，倒是“张大千之墓”。大千也买寿穴，在秋君旁边。

　　李名邺记得很清楚：“１９７１年８月秋君在上海病逝，我将她的遗像寄到香港，托人带往台北，向父亲（李祖莱）报丧。最初他们没有告诉大千，后来徐氏夫人觉得久瞒不妥，就报于大千。他十分悲痛，我相信，这是他的真情流露，亲笔作了一篇悼秋词，最沉痛的是末句‘古无与友朋服丧者，兄将心丧报吾秋君也！呜呼痛矣……’此篇悼词在祖莱手中，据说，祖莱逝后，有人将其在香港拍卖得二十万。”

　　“文革”受冲击

　　李名邺回忆，秋君一直参与投资和炒卖黄金、股票等，基本是众兄弟帮她操作。兄弟们都十分护着她，赚了钱最好，如有失手，也会帮她悄悄垫上，所以颇有积蓄。

　　同时，秋君收藏张大千的画颇丰，有三个来源：第一是赠予。第二是收买。大千住李家，逢年过节，一般要对佣人开销，小孩送压岁钱，习惯上大家要画不要钱，佣人们拿到的都是小品，最终都为秋君姑收购。第三是在画展会上所买。大千办画展讲究满堂红，即一幅不剩。大部分作品在未展出之前，已经有人订购，即使有余数，也有人捧场买去。但有时会有意外，如有一幅“白鸦图”，虽然画得非常精致，但是白鸦也是乌鸦，人们觉得此鸟不是吉祥之鸟，外加整幅画面非常清淡，无人问津，最终由秋君姑买去。

　　秋君虽在１９７１年自然病故，但是在１９６７年“文革”初期，对她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打击，则是致命的。

　　她处事一直十分谨慎低调，待人宽厚，所以在画院中人缘颇佳，造反派们对她还算手下留情。周练霞的眼睛被打瞎，陈小翠被逼跳楼，她的面部被打肿，她却始终不肯吐露真相，说是摔跌所致。

　　她去世后，遗骨一直寄存在龙华殡仪馆，没有入土。后李名邺托人找到苏州一个公社办的墓地，亲自带了她的遗骨去落葬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由上海家属将她的遗骨重新迁往比较正规的上方山公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