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海洋文化领域，宁波都是个不可或缺、特色鲜明的存在。

河姆渡遗址的考古证明，早在7000年前，宁波先民就已懂得刳木为舟、剡木为楫，开始了水上航行，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，开拓对外交流空间。1982年，在渤海湾海底发现一件侈口陶釜。这种陶釜，在山东半岛、辽东半岛一带的史前文化中均未见到，但与河姆渡遗址发掘出来的陶釜类同。它表明，宁波先民曾经到达渤海湾，其远航能力可称当时之最。这同时也意味着，中国海洋文化正是由河姆渡人肇始的，宁波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源地。

海洋文化，通常定义为人类依赖、征服海洋生活的一种文化方式。有人认为，海洋文化的核心是航海能力与造船水平，倘若此说成立，那么古代宁波人对于海洋文化的贡献尤其卓著。

西周时期，宁波工匠已能制造木板船，并从宁波古港出发，沿海岸北航，然后溯河而上，抵达周都镐京。这就是《竹书纪年》所载的“成王时于越献舟”。前些年宁波出土的战国铜器上，有“羽人竞渡”纹饰，更是当地人民以超凡的勇气和先进的船只征服海洋的珍贵物证，甚至可以看作当时海洋文化的结晶。唐代的宁波（明州），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成为中日间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始发港。宁波海商驾驶着自己制造的大船，从明州（望海镇）放洋，用三昼夜时间横渡东海，到日本的值嘉岛那留浦，再进入博多津；返回时由日本太宰府鸿胪馆启程至值嘉岛，历经四昼夜横渡东海，抵达明州（丹石岙）港。这在1200年前决非易事，指南针尚未发明，完全“听天由命”，任凭大洋环流和季候风带往目的港。在这样的生死搏斗中，宁波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航海家、造船家，其代表人物李邻德、张支信、李延孝等人的业绩，甚至记载于正统史书。被称为“唐商团”的李邻德家族，曾在明州港与博多津之间往返百余次。张支信则是中国航运史上公认的大航海家、造船家，以日本肥前松浦郡港为基地经营海运业，参与其事的有37人。而李延孝商团更是多达43－63人，活动于明州港和值嘉岛。

北宋宣和五年（1123），宁波工匠奉宋徽宗旨意，建造了两艘“神舟”，与六艘客舟一起从镇海起碇出使高丽。徐兢在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中称：“客舟十余丈、深三丈、阔二丈五尺”，“大樯高十丈、头樯高八丈”，“可载二千斛粟”。而神舟的长、阔、高、大、人数及器用什物，“皆三倍於客舟也”；在海上航行时：“巍如山岳，浮动波上，锦帆鷁首，屈服蛟螭，所以晕赫皇华，震慑夷狄，超冠今古”。书中还明确提到，神舟航行时使用了指南浮针。这是目前世界上用指南针航海的最早记录之一，比1180年英国的奈开姆记载要早数十年。由此可见，当时宁波人的航海能力与造船水平，足以傲视寰宇，独占鳌头，有力地推动中国海洋文化走向世界颠峰。

不过，按照我的理解，更倾向于把人类在依赖、征服海洋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非物质、形而上的精神品格视为海洋文化的核心。黑格尔断言海洋文化是使西欧区别于东方诸国的文化特征，显然也是着眼于“冒险，进取”等搏击大海的精神品格，认为这是西方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。毫无疑问，黑格尔的这一结论是偏颇的，反映了如此博大精深的学者也对中国极其无知。其实，至少在外出谋生的“宁波帮”身上，海洋文化是鲜明而又突出的。他们在征服海洋，海洋也在陶冶他们，天长日久，凝聚成一种生活方式。具体表现至少有如下四个方面：

第一，四海为家

黑格尔的上述结论，是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于农耕经济、与海洋无关的误解，他在《历史哲学》中声称，对于东方人来说，“海只是陆地的中断，陆地的无限；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”。应当指出，连中国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。费孝通关于“从基层上看去，中国社会是乡土性”的论断影响深远。他认为中国的农业文明孕育了中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，安土重迁，不轻易离乡，更不敢漂洋过海。但事实上，中国幅员辽阔，区域个性相当复杂。就沿海地区特别是宁波而言，人们早就形成了四海为家、落地生根的习惯。

宁波三面际海，又有天然良港，“靠海吃海”者古往今来不知凡几，其中尤以宁波商帮为最。据南宋《宝庆四明志》统计，当时明州共有民船7619条，由此推算，靠海洋生存的人数以万计。而海洋的浩淼无际与常动不息，养成了宁波商帮豪荡的心胸，他们不依恋于乡土的一草一木，也不满足于一时一地的成就，总是乐呵呵地背井离乡，成群结队，前赴后继，只要有利可图，不管天南地北，敢认他乡作家园。他们还以城市为跳板，北上、西进、南下，从城市到城市，从沿海到内陆，从祖国到异国，随处都可见甬人经商的足迹。光绪《鄞县志·风俗》称他们“四出营生，商旅遍于天下，如杭州、绍兴、苏州、上海、吴城、汉口、牛庄、胶州、闽、广诸路，贸易甚多。或岁一归，或数岁一归。……甚至东洋日本、南洋吕宋、西洋苏门答腊、锡兰诸国，亦措资结队而往，开设廛肆，有娶妇长子孙者。”这就是清末民谚“无宁不成市”的由来。总之，黑格尔所谓“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”的论断，对于宁波商帮是大谬不然。他们四海为家，追逐利润，只要能有一片落脚的土地，便可以落地生根，并很快焕发出旺盛的生机。生活在海外的“宁波帮”，甚至引起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注意，邓小平于1984年明确指示：“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”。不言而喻，正是与海洋的积极关系，促使“宁波帮”养成了四海为家的文化品格，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，走向异国。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在宁波没有市场，连家庭妇女也热情地支持丈夫“出门做生意”。请听宁波民谣《小白菜》：

小白菜，嫩艾艾，丈夫出门到上海，

上海末事带进来，邻舍隔壁分点开。

小白菜，嫩艾艾，丈夫出门到上海，

廿元廿元带进来，介好丈夫哪里来？

第二，敢于弄潮

西方人一直以为，进取、冒险的海洋文化是他们的专利或西方文明的标志，中国人不具备这样的精神气质。其实，同在汪洋中的一条船上，国别或人种绝不是什么决定因素。长期在惊涛骇浪中搏击奋斗的“宁波帮”，早已铸就了“恬风波而轻生死”的精神气质。所以，当他们置身于同样险恶的商海，同样敢于站在涛头，积极弄潮，争创第一的观念格外强烈。

当五口通商，西潮东卷，资本主义新型商品经济汹涌而入时，出身内陆、以传统文化为本的徽商和晋商，都因无法适应而衰败没落。“宁波帮”则紧紧抓住国门洞开的历史机遇，顺应潮流，立于涛头，以积极奋进的姿态应对挑战。他们不怕冒险，创新求变，他们或用渗透法，或用转轨法，或不惜新立门户，终于成功地超越传统，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型。譬如在金融界，宁波钱庄原先略逊于山西票号，晋商抱残守缺，拒不改革；甬商却主动去吃第一只螃蟹，参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组建并掌控实权。发展到1935年，国内共有147家民族银行，其中47家由中央和地方当局开设，余下的100家商业银行中，由宁波人独资经营的11家，为主经营的13家，参与经营的28家，占据了半壁江山。反观山西票号，却已灰飞烟灭。

“宁波帮”不仅锐意改革，超越传统，而且敢为人先，勇于开拓，以浓郁的兴趣和超人的胆略，涉足西潮东卷所带来的新兴行业，取得了非凡的成就。如保险、证券、信托投资等现代金融业，均为“宁波帮”捷足先登。其他的新兴行业如钟表眼镜行，印刷出版业，电影娱乐业，电灯、电话、煤气、自来水等公用事业，也是他们率先投资，创下了许多第一；“宁波帮”在经营活动中常领风气之先，其冒险、进取的海洋文化品格并不输于西方人。

第三，风雨同舟

风雨同舟、和衷共济，是海洋文化的经典特征之一。凡是在海上讨生活的人，都知道团结互助的凝聚力是战胜困难的法宝。旅居在外经商奋斗的宁波帮也深明其理。上海四明公所在1874年、1898年的两次血案，是他们最早、最有影响的出色表现，也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人民反抗外国殖民主义者的第一次“民气压倒洋气”的胜利。稍后，虞洽卿眼看沪甬之间的海上交通，长期被外国船公司垄断把持，不断提高票价，大肆盘剥，而且颐指气使，虐待乘客。于是他挺身而出，发起创办宁绍轮船公司，投入“宁绍”、“甬兴”两轮与之竞争。外商自持财厚势雄，竟将票价由1元跌至0.2元，企图挤垮宁绍公司。这时，宁波旅沪同乡会毅然伸出援手，组织宁绍航业维持会，捐集现洋10多万元给予贴补；而沪甬两地的宁波人，情愿多花钱也要乘坐宁绍轮。

宁绍公司成了“以华商名义，使用大型轮船，面对外国侵略者强大竞争压力，在一条航线上坚持下来、取得胜利的第一家民族轮船企业。”（樊百川：《中国轮船航运业的兴起》414页）在沧海横流的时代，正是风雨同舟的海洋文化支持“宁波帮”度过了一次次危难，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得以立足和发展，其团结互助的力量尽人皆知。所以《鄞县通志》称：甬人“团结自治之力，素著闻于寰宇”。

大海航行，需要大家风雨同舟、和衷共济；更需要舵手审时度势，随机应变。梯山航海的冒险生涯，培育了“宁波帮”“性机警，有胆识”的特征，表现在经营之道上，就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善于调查研究市场状况，在掌握和分析了大量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，以敏锐的眼光和超人的胆识，抓住机遇，果断地作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决策，不仅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且会财力陡增，事业腾飞。1980年，包玉刚跃居世界上拥有船只吨位最多的船王。但是，正当这如日中天之时，他以其独到的警觉发现了兴旺背后的“泡沫”，预见到世界航运业即将衰退的趋势，于是当机立断，决定弃舟登陆。他以低价卖掉了手中的大部分船只，甚至不惜拆卸超级油轮作为废铁出售。而第一个猎物竟是没人敢碰的英资怡和系的九龙仓。包玉刚奇迹般地在三天之内调集了21亿元现款，使他手中的九龙仓股权增加到49％，成功地控制了香港最大的码头和仓库，开始建立其庞大的陆上王国，从而避免了上世纪80年代世界航运业大衰退的沉重打击。正是这种“弄潮儿向涛头立”的雄胆伟魄，托起了“宁波帮”的历史丰碑。

第四，守信如潮

汪洋大海，尽管变幻莫测，凶险异常，然而潮起潮落，恒久不变，准时涨潮，准时退潮，永远为依赖、征服海洋的人们提供准确无误的信息和便利，于是有了“守信如潮”的海洋文化。这对“宁波帮”的影响也至为深远，使他们意识到诚信是利益追求中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。没有诚信，正常交易就无法进行，市场经济就难以维系，商业变成了欺诈的代名词，诚信应当贯穿于经济生活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。因此，诚信是“宁波帮”最为看重的品格，恪守“诚信为本”的原则，讲求诚信待人与诚信立业并举。

清末民初，中国有一种不同于官府邮驿机构的民间邮机构———民信局，又称信局或民局，业务遍及海内外。当时社会上有“票号是山西人特有，民信局为宁波人独占”的说法。而“宁波帮”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，全凭“守信如潮”。诚如潘子豪在《中国钱庄概要》中所言：民信局“为宁波之专业，资本甚大，信用亦佳，凡一经民信局保险之信札，内中银钱汇票，倘有遗失等情，一概由该局赔偿”。又据《宁波金融志》记载：“长期以来，宁波钱庄业握经济之枢纽，居社会最重要之地位，各业需款多有钱庄融通，其对象主要介乎商人与商人、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批发商，平时以信用方式，……有‘信用码头’、‘多单码头’之称。”也就是说，正是凭借良好的信用，宁波的钱庄业才能做大做强，才能称雄于金融界。再如宁波帮支柱之一的西服业，红帮裁缝也始终以诚信作为立身之本，越是重质量，就越是重承诺，他们宁可拒绝十次，绝不食言一次，宁可赔本道歉，也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门，他们就是靠一诺千金赢得了大批订户和订单。即使在生活、行为方式越来越远离传统的当代国际社会中，众多的“宁波帮”仍然认为人无信不立，应当守信如潮，这在商业道德上关系很大。

    作为意识形态的海洋文化，也许是“宁波帮”数百年来不封闭、不保守、纵横于中外商界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，至少是“宁波帮”精神中的重要因素。当今社会，种种原因促使人们越来越热切地关注着蓝色的海洋。那么，“宁波帮”与海洋文化的关系就更应关注，以便借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