１９３７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李祖宁的家乡镇海县小港镇，聚集了一批从上海、宁波等地回乡的青少年学生，他们自发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，队长就是李祖宁大哥李祖平。

　　随着战局的发展，国民党军队纷纷败退，大片国土沦陷敌手。他们这批年轻人的心早已飞向抗日救亡活动中去了，甚至想同《八月的乡村》描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那样，组织抗日武装去抗击日本侵略者。他们从镇公所借来了枪支，学习射击，但毕竟都是“一介书生”，练习了几天，又把枪送回去了。不久，看到宁波《时事公报》上刊登了“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招生启事”，以为国共合作抗日了，不如先去学些抗日本领。于是一道去报了名，录取后被送到浙南的丽水，后迁移到丽水城南20公里的碧湖镇，分别编入三个大队和女生队中。

　　李祖宁回忆说：

　　在青年训练团将近两个月的生活中，我们发现这里没有大家所期望的抗日气氛。团长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，掌握政工的却是省教育厅长许绍棣。他从意大利回来，学了法西斯一套，非常推崇大独裁者墨索里尼，教官竭力向学员灌输“领袖至上”的法西斯主义滥调。这一切令我们失望。

　　从小港镇来的９个青少年分别是：汪波、乐群、李幼（又）兰、虞亦博、林昌全、金涛、李祖宁、李采芝、林圣纬（林晖）。抗战前，我们都在上海、宁波等城市受过中等教育，接触过进步书刊、电影和戏剧，对旧社会的不合理现象，以及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一直抱有反感；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，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并北上抗日，则钦佩崇敬、心驰神往。这时，随杭州中学迁移来的小港同乡李维贤也加入进来，大家谈论着时局和前途。

　　一个星期天，我们１０个人相聚在溪滩边。李幼兰拿来了一份包山芋干的旧杂志，刊登有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一些动态消息。虞亦博也拿来了从书店买来的新出版的《动员》周刊，这是由骆耕漠主编的一本进步刊物。上面详细介绍了延安抗大如何学习抗日游击战争，以及团结紧张、严肃活泼的校风；还介绍了各地青年如何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奔赴延安。大家贪婪地阅读着，好像在夜间迷航的船上见到了北极星的光芒，不约而同地表示：一定要想办法到延安去！于是，一个逃出虎口的计划悄悄酝酿着。

　　逃离计划要完全秘密地进行。首先，没有路费不行，１０个人掏空口袋，总算勉强凑够到武汉的最低费用。其次，穿着棉军衣去不行，沿途有“宪兵”检查。因此，要把从家里穿来的便衣，以“寄回家去”为理由，从仓库里找出，再分别寄存到小商店等处。

　　３月１日，先雇好一只木船，约好翌日停泊在溪滩旁。３月２日下午，１０个人分别请假外出，上街取出便衣，疾步向江边走去，来到木船上集合，脱下棉军衣，放在船舶底板下。大家满头大汗，心里像小鹿一样跳个不停。为了不暴露目标，１０个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挤在小小的船舱里。船行了好久，心情才平静下来。

　　这里已春意盎然，龙泉溪水晶莹碧透，游鱼历历可数，沿岸翠竹隽秀，但大家顾不上欣赏这旖旎风光。傍晚时，到达丽水城边，由一人上岸买烧饼给大家充饥，当晚就在船中熬过一夜。

　　天微明，大家急忙赶到长途汽车站，买到了10分钟后去金华的车票。这条狭仄的公路，一面紧贴峭壁，一面临悬崖，下面就是湍急的溪流。由于道路崎岖，经常发生坠车事故。大家看见一辆车轮朝天的汽车躺在溪流旁，令人胆战心惊。谁知才开出10多公里，“老爷车”就抛锚了，好在一个多小时后车子就修复了。

　　当日到达金华，投宿车站附近一个小旅馆。忐忑不安一夜后，第二天换乘去南昌的火车。车厢中挤满伤兵，看到七个穿黑色学生装的男青年和三个穿旗袍的女青年上车，伤兵都骂骂咧咧的。大家商量了一下：还是高唱抗战歌曲，向他们表示慰问吧！大家唱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又唱《大刀进行曲》，伤兵们鼓起掌来，并且高喊：“再来一个！”于是接着唱《松花江上》和《打回老家去》，有人潸然泪下。数曲唱罢，伤兵纷纷给这批学生们让出座位。

　　顺利到达南昌后，换乘南浔铁路火车，这是一条狭轨铁路，车速甚慢。有人说笑话：谁的帽子掉落在车窗外，跳下车去拾，也能重新赶上这老牛似的火车。到达九江时，大雪纷飞，一片银色世界。他们单薄的棉衣无法抵御，只得呵气来暖和自己被冻僵的双手。

　　在九江一家小旅馆里等候了一天，才搞到１０张难民乘船证。船逆流而上，缓缓行驶一昼夜，终于抵达汉口。

　　受周恩来接见

　　战时的武汉，每天都有空袭警报，凄厉的汽笛声伴着日军机群的投弹声。

　　八路军办事处在哪里呢？汪波去新华书店询问，碰了钉子，因为书店职工不知他是什么人。幸好遇到两位原在镇海小港蔚斗小学任教员的乐培文和应书霆，手臂上戴着“浙江省回乡服务团”的袖章，攀谈后商定，由身体壮实的李维贤陪同汪波前往。两人到了八路军办事处，工作人员答复：１０个人明天上午都来，当面谈谈。这个好消息使大家兴奋极了，整夜合不上眼。

　　第二天，为了不惹人注意，他们分成几个小组从不同路线来到了大石洋行的八路军办事处门口。办事处的同志礼貌地带大家到二楼一间房子里，房间中摆好了一盆熊熊燃烧的炭火。围着火盆放了１１个圆凳。进门的左边是一张条桌，上面放了热水瓶和玻璃杯，工作人员在每个玻璃杯里倒上了热气腾腾的开水。

　　不到5分钟光景，进来一人。这人４０岁左右，浓黑的双眉、炯炯有神的目光、和蔼的笑脸，使人感到异常亲切。他爽朗地招呼大家：“年轻人！你们好啊！”一口浓重的苏北话。工作人员介绍：“这位是周恩来同志。”大家喜出望外，一起站了起来。

　　“你们都是哪里人？”周恩来亲切地问，像父辈关怀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　　“浙江镇海。”汪波抢着回答，“为了抗日，想到延安去学习。我们都是从浙江省战时青年训练团跑出来的。”

　　“我的意见你们还是应该回去。国民党需要新鲜血液。”周恩来严肃而诚挚地回答。

　　“我们是逃出来的。”乐群着重了“逃跑”两个字，“现在恐怕正在通缉我们呢！”

　　周恩来用慈祥的目光又向大家扫视了一遍，笑了起来：“那怎么办呢？现在风陵渡失守，潼关吃紧，去延安的路很不好走。而且延安的粮食也很紧张。你们都是南方人，吃小米不习惯。你们是不是愿意到新四军去？”

　　新四军是什么样的部队呢？大家面面相觑。周恩来看大家不声不响，耐心地解释：“新四军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，原来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，目前正在集中整编。军长是北伐名将叶挺同志，副军长是项英同志。你们是南方人，到那里去参加抗战，民情风俗熟悉，语言相同，可以更好地发挥作用。”

　　“好！”汪波看了看大家，代表大家爽快地作了回答。

　　大家又向周恩来提了不少问题，如关于抗战的前途，统一战线将会怎样发展……他都明确作了解答。

　　一个多小时的谈话结束了，周恩来热情地和小港青年一一握别。在１０个年轻人的心灵中，从此深深地印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令人尊敬而又平易近人的形象。

　　考虑到周恩来同志工作繁忙，再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容易为特务所注意。又经乐培文介绍，通过潘念之，请沈钧儒先生给叶挺军长写了封介绍信。在一个早晨，大家戴上“浙江省回乡服务团”袖章，踏上江岸边的轮船，离开了武汉。 

　　参加了新四军

　　３月１８日，这群小港青年好不容易在南昌三眼井找到了新四军军部。心中的一块石头，这才落了地。

　　李祖宁回忆说：

　　接待我们的是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长余再励同志。他看了沈钧儒先生给叶挺军长的亲笔信后说：我们已经收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电报，欢迎你们参加新四军。我们决定把你们安排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。

　　战地服务团有戏剧组、舞蹈组、绘画组和民运组，我们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工作，汪波等９个人到戏剧组，林圣纬到绘画组。

　　初春三月，南昌百花如锦。生活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这个革命大家庭中，整天欢歌笑语。这个原本是“剿共”大本营的城市，响起了雄壮的抗日歌声。

　　音乐家何士德既是江西省青年服务团第一大队大队长，又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歌咏导师。绘画组的同志在南昌大街上绘制了巨幅抗日宣传画，戏剧组的同志紧张地排演着新戏，舞蹈组由吴晓邦在教舞蹈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和《青年航空员》……

　　半个月后，由团长朱克靖率领，随军部和教导队向皖南岩寺集中整编，接着开赴皖南前线，先后通过日军重重封锁线，奔向大江南北敌后战场。

　　李祖宁充满深情地说：

　　在回忆这段经历时，我们深深地缅怀指引我们走上真理之路的敬爱的周恩来同志，追念我们亲爱的战友汪波、金涛同志。汪波同志在皖南事变中壮烈牺牲在章家渡，时任新三团参谋处侦察参谋，中共党员，不足２６岁。金涛同志是小港附近长山桥人，任新四军军部机要科副科长，中共党员，因积劳成疾，在转移去苏北途中，用担架抬到家乡病逝，时年不足２０岁。 

　　加入浙东纵队

　　李祖宁参加新四军时只有１６岁，后来在江南敌后作战时负了伤，伤治好后，被分配到章家渡兵站做会计，成天摆弄算盘子，一干就是九个月。

　　他终于按捺不住，去找总兵站站长提要求：“站长，我是来打日本鬼子的，不是来摸算盘子的。”是啊，摸算盘，他李家有许多钱庄、银行，还会到这里来打算盘？架不住李祖宁的软缠硬磨，总兵站站长终于批准他去教导总队第三期机枪连。李祖宁摸上了机枪，而且成绩优秀，抽调到专门训练营以上干部及青干班，直到１９４０年８月毕业，分配到机炮连任干事和教员。

　　在皖南三年，李祖宁经历最难的考验是吃的考验。他是浙江人，不喜欢吃辣椒，而他所在的团里大多数战士是湖南平江人，无椒不下饭。面对着一大盘辣椒，他不敢下筷，有时勇敢地吃上一口，就浑身火辣辣的，身体适应不了，他甚至发了疟疾，后来疝气发作，病倒了。

　　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，军部派担架抬着他离开云岭，经麻岭坑到太平，回到宁波小港。皖南事变爆发时，因为在家乡养病，他没有像三妹李采芝（李锦）那样经历事变的战火硝烟，但他很想念战友们，他的兄弟姐妹们。

　　待他大病初愈，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浙东开辟抗日敌后根据地。那是在他家乡隔甬江以北的地方，统称三北。他就化名李志光，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，曾任中队长、司令部作战参谋。

　　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，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，他被调到东北，历任公安局长、海关科长、警官学校教育科长、东北公安部研究室副主任。东北解放战争时，他知道父亲在锦州，写信介绍一个侦察员到锦州，要求父亲和三妹协助侦察地形。东北解放后，他任师作战科长，参加抗美援朝，任志愿军师参谋长，东北公安边防处长。

　　转业到地方后，他才干上文化工作，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台湾广播部主任、驻香港记者，最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常委、办公室主任，这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前身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后，仍从事党史研究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