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艺（李采荷）是李善祥的第四个女儿，姐姐、哥哥参加新四军时，她才１２岁，还在小港蔚斗小学读书呢。但是父亲、姐姐、哥哥和小港的青年林晖等，对她童年的心灵影响很大；她的母亲邱天相在家乡秘密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武装，她知道；三五支队的工作人员，她也有所接触。

１９４２年６月，当三五支队在甬江以北三北地区树起抗日大旗时，她，一个１６岁的姑娘就奔赴三北、四明，参加抗日游击，要走姐姐、哥哥一样的道路。 

　　相逢在四明山

　　１９４３年夏季，在鄞西乌岩一带做民运工作的李艺，听说三支队住在红岭，三支队宣教股长林晖也是小港人，就特地去找他。

　　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，我们到北京林晖（李艺的丈夫）家里采访时，说起这段往事，这位８６岁的老人十分激动：

　　我是１９４０年１０月到苏中，１９４３年４月，我从粟裕同志的一师调往浙东，在古窑浦登陆，到芝林三支队政治处任宣教股长，１９４３年夏季，三支队到乌岩、红岭一带休整。有一天，一个年轻女同志，穿着一件白底小篮花的旗袍来找我，一进门就问：你是林晖同志吗？我看有些面熟，点头承认。她微笑说：听说你和我二姐幼兰、三姐采芝、二哥祖宁一道参加了新四军！我又点点头。她自我介绍说：我叫李艺，在这一带做民运工作，以后得请你多多帮助我啰。以后，我就常常接到侦察员从乌岩带来的李艺的信。从此我们书信来往不断。由于三支队驻地经常变动，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，但彼此的感情随着通信日益加深。

　　林晖北撤后，曾任团政治处主任、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。他在参加新四军后，先后参加皖南、苏南、苏中、浙东的抗日战争和莱芜、孟良崮、淮海、渡江与上海等战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任总政青年部科长、处长、江苏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，大校军衔，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功勋章等。离休后享受副军级待遇。

　　１９４３年秋天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军令部长徐永昌奉命下令，限期剿灭我浙东抗日武装，国民党的３２集团军在天台成立“前进指挥部”，挺三、挺四、挺五（挺进纵队的简称，国民党正规军改编）进入四明山，林晖所在的三支队在大俞、柿林一带展开了反顽自卫战争。自卫战争爆发前夕，林晖在柿林地方与李艺见了一面。

　　林晖记得很清楚：“柿林有丹山赤水，山石呈红色，泉水流过映出红色，我和李艺就坐在丹山赤水的黄叶树下谈话。那时她在杜岙做民运工作，在四明山发动群众支援我们部队，带领四明山的妇女抬担架、救伤员、做布鞋。不幸她被挺五抓住。” 

　　林晖含着泪回忆：

　　大概是１９４４年１月底，由四明特办主任罗白桦转来李艺一封信，字很小但很整齐。

　　晖：别为我流泪、难过，其实，我每天何曾不流泪呢？那天盘问我时，他们说要活埋我。我说，这不会怕的，只要你们说我是犯什么罪，抗日假使犯罪，那么是没有办法的了！晖：我给你的刺激太大了，但是，会使你更向前的。只要你能等着我。你记住保尔，我会记得娃莲的。我又吐过血。好！心绪这样乱我不会写了！和你紧紧地握手！在牢内。永远是你的Ｓ．Ｍ１．２６日　　

　　林晖对这一封信一生难忘，他说了Ｓ．Ｍ就是四妹，李艺是李善祥的第四个女儿，只有林晖知道这个名字。 

　　集中营的斗争

　　李艺写过一篇《她们没有眼泪》的５万字的回忆，记述她和四明山九位女同志在１９４３年下半年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争中被俘的经历。

　　李艺被挺五（国民党八十九团）抓去后，一路被敌人又打又骂，押到上虞章家埠挺五老巢，后来从丽水押到福建崇安的集中营，这是从上饶迁过来的集中营，曾经囚禁过她三姐李锦，有不少是李锦的难友。这已是１９４４年５月了，集中营外面挂着一块“中央青年训练导团东南分团团部”的牌子。李艺回忆一段拒绝填写“自新登记表”很详细，斗争很巧妙：

　　我看到《自新登记表》的项目有：“你何时参加共产党？”“你的介绍人？”“在党内担任何职务？”“你的同党姓名？在哪里？”“你对共产主义的认识”等等。

　　被捕前的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，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，听说已被批准，但组织上还没有正式通知，我就被捕了。此时，我应当按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在斗争中考验自己。

　　“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？”特务头也不抬地问道。

　　“什么共产党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”特务话音一落下，我就干脆利索地顶回去。

　　“是问你为什么参加共产党的部队？”他更正了一下自己的问话。

　　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，我着重地说：“你们自己人打自己人，为什么把我抓来？我想家，我想妈妈……”我说着故意像受了莫大委屈的孩子似的哭起来了。

　　“你哭什么？我问，中国大选，你是选蒋委员长？”说到“蒋委员长”时，他迅速毕恭毕敬地站起来，两脚“啪”的一个立正，随后又坐下，那贼眼狡黠地注视着我，问道：“还是选举毛泽东？”

　　“好厉害呀！”我思忖着。我继续哭着让脑子飞快地思考：若迎合他说选蒋委员长岂不丧失立场？若说选毛主席不就暴露了政治面目吗？于是灵机一动：“选举谁，我也说不清，得回家问我妈妈。”

　　“什么？为什么要问你妈妈？”他皱起了眉头。

　　“我妈妈叫我去念书，我没有听她的话，就倒霉地被你们抓来了，受了这么多罪。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我得先问问妈妈。”是啊！实际上我妈妈是支持共产党的，把姐姐、哥哥和我，还有几位乡亲送进了新四军，还经常冒着生命危险，掩护和照顾共产党地下的同志……我觉得用问妈妈这样回答，这些愚蠢的敌人是不会知道我的真实用意的。

　　“回去吧！”特务扫兴又不耐烦地把手一扬。我内心很是得意，充满着胜利的喜悦，急忙退出了门槛。

　　初夏和煦的阳光射进了大堂，映照在难友们的身上和苍白的脸上。被审问过的同志按照事先的约定，暗暗互通着信息。两个特务训导员走来查看我们填表的情况，他们拿起一张张表看着，显然生气了：“你们一个字也没有写？”

　　“表上说的我们看不懂！”

　　“你们看不懂这好办，我填个样子给你们看。”不一会儿，这个自作聪明的特务很快就把填好的表样拿来向我们介绍说：“你们就照这表里的写法，是什么就抄什么。”我拉过表样一看，填写得满满当当，同党姓名一栏张三李四名字一堆，党内职务一栏从小组长、支部书记、区委、县委书记等直到省委书记。

　　经过几个月的磨炼，在对付敌人的不断审讯和监狱斗争中，我们已养成十分默契的思想交流习惯。但是该装傻时得装傻，该装娇时得装娇，该装不懂时就装不懂，要有斗争的灵活性。等敌人离开大堂，主意很快就定了：在“抄”字上做文章。于是难友们就照这张表样，从头到尾把全部内容都抄它一遍。

　　太阳已悄悄地离开了大堂，屋里显得肃静又阴沉，吃中午饭的时间已经过了，有的难友还在吃力地抄着。训导主任急匆匆地亲自来收表了，拿起来一看，勃然大怒：“你们捣什么乱？这搞的什么名堂？”他狠狠地把表一把抓起，又摔在桌子上。

　　“不是你们叫抄的吗？我们又不懂。”我们几个年纪小的嘟嘟囔囔地回答。

　　“吃饭！妈的，把她们关起来！你们不填，哼！就在牢里把你们关一辈子！”一脸奸诈的训导主任匆匆地抓起一堆表，耍着威风愤然离去。

　　姐妹相见不相识

　　李艺回忆她在集中营中如何巧遇三姐，相见不相识的故事也很详细。

　　沿着由集中营难友们用血汗和红土筑成的小公路，走了约三里地，我们来到了没有宪兵把守岗亭的老鼠排营地。远处是峰峦起伏、巍峨迷蒙的群山。这里就是日寇进攻浙赣线后，从上饶迁来的长期囚禁皖南事变被俘新四军人员、被捕共产党地下人员和革命青年，名为“青年训导团”，实为法西斯集中营的所在地。我们被分散编入女生队的各个班中，我在王轩任班长的第七班。几天后，我感到在事变中被俘的王轩、李德、陈云、钟时、顾新等大姐们既和我们保持一段距离，又设法想接近我们。

　　有次上课，李德坐在我身边，悄悄写了张纸条：“你是哪里人？家里有什么人？”

　　“我是浙江镇海人，有爸爸、妈妈，上海还有个姐姐。”我按编好的对付国民党的口供简要地写了两句递给她。

　　一钩冷月挂在天空，屋里一片漆黑。难友们有的蹲在墙脚，有的头碰头地躺在通铺上，大家利用这段看不清谁是谁的好时机，悄悄说上几句知心话。陈云贴着我的耳朵亲切地问我：“我们这里也曾有过一个镇海人，叫李瑞芝，是和我们一道在皖南事变被俘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　　“我不知道。”其实我在参军前就知道三姐李采芝关在集中营里，化名李瑞芝。

　　“那你家有些什么人？”

　　“爸爸、妈妈，还有个大姐在上海，是个大资本家。”我还是按编好的口供说。

　　大姐们为什么老爱问我家里有什么人？今天怎么又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三姐的化名？想来想去，觉得她们不会是敌人的爪牙，她们都勇敢地逃跑过，又不幸被抓回来。她们受过酷刑，却始终不出卖同志，这样的好大姐还不值得信赖吗？

　　这天，李德担任值星班长，早晨她分配我和她一起倒粪桶。抬上粪桶，她把粪桶尽量拉到她那头。踏着露水浸透的小径，到了水塘边，她又问我：家里到底有什么人？

　　“你们说的李瑞芝就是我的亲姐姐。”这次我毫不犹豫地道出了真情。

　　从此，这几位大姐表面上仍与我淡漠相处，实际上却处处关照我，流露出长辈般的疼爱。从李德、陈云等人的谈话中得知，在我们浙东纵队９个人押解来老鼠排的路上，姐姐李采芝曾和我擦肩而过。

　　那天三姐和另一位难友纪培陵，来到“女生分队”看望难友。临走时队上几个“囚徒”被准予送她们一程，正好和我们走个对面。

　　陈云还说：“因为你们头上系有鲜红的头绳很引人注目，采芝突然发现你很像她的妹妹。她说她被抓进集中营时，你还在小学读书，难道你也参加了革命？也被抓进来了？所以她暗地里托我了解一下。”

　　这时我才弄清她们老问我家有什么人的原因。想起来真遗憾，那天我们九个人被宪兵押着，一路上我心事重重，就没注意迎面而来的人。何况三姐参加革命离家时，我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，而她这些年来又饱经风霜，变化不小，所以迎面走过都没认出来。

　　后来，从大姐们陆陆续续的谈话中，了解到三姐逃出了集中营，又被抓了回来，后来参加暴动再次被抓。是父亲千方百计将她保释出狱。

　　因为李艺在１９９４年８月２６日就去世了，所以不能听到她直接的回忆，只能听她的丈夫林晖老人带泪的回忆。

　　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，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后，集中营宣告解散，李艺从福建一路赶回到小港老家。当时林晖已北撤到苏北涟水，而她的三姐李锦北撤后回乡隐蔽，１２月，姐妹俩在家里碰面。据李艺说，姐妹俩分别8年，劫后重逢，百感交集，彻夜长谈。

　　１９４６年初，李艺由父亲李善祥陪同一起到华中解放区，她一心要找到浙东纵队，这时浙东纵队已编入华野一纵。李艺就在华中军区及华东野战军担任过电台缮写员、文化教员、图书管理员。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３年，先后在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、南京市军管会文艺处、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、解放军文艺社和总政青年部等单位从事编辑工作。１９５６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肄业，同年调入中央广播事业局，历任编辑、副科长、中唱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处长等。１９８３年离休时为司局级干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