１９３４年，他是光华大学毕业班的学生。他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，那时，国家之生产力水平很低，就业不易，大家都担心毕业后无工作。他因有叔伯辈的关系，故无此顾虑，专心读书。又由于各位老师之厚爱，学业多加扶助。学校崇尚科技，专门建立了科学馆，并设立科学会，他被选为会长。

　　当时他与同年龄的堂叔父李祖眠（坤仁房云书公十二子）同年毕业。祖眠与女友虚萍认识后，常同游乐，如骑马、游泳等，并邀名岳参加。有一次，虚萍借名岳的西装去骑马。用后，她却请一同室女同学金锐英来还。名岳一见，感到这位女同学温文可爱，美丽无比，心中产生了爱慕之情。

　　经过一段时间交往，两人互相爱慕，遂商量终身大事，拜访家中长辈。去名岳家时，锐英毫不修饰，头发照常，衣服就是一件平日着的“爱国布”旧旗袍，愈加显示了她自然的美丽可爱。

　　三叔李祖范担任中国化学工业社的经理，因李家与方家是表亲关系，李祖范就把这个侄子介绍进中化社。 

　　刀光剑影

　　方液仙创办中化社提倡国货，主要产品为三星牙膏和剪刀肥皂。但生产牙膏的原料甘油却需要进口，依赖洋人。同时剪刀肥皂又被洋货祥茂肥皂压得抬不起头来。李名岳在中化社学习技术，渐有心得，提出“从源头解决问题——自制甘油”的建议和详细方案。于是，买地皮，引进提取甘油的设备。两台煮皂锅因体积大，只能放在露天，锅上建顶，可供操作。终于，纯净甘油顺利地蒸出来了，从此三星牙膏所需的甘油不再求助于洋商，得以自力更生了。由于剪刀肥皂采用天然动物脂肪为原料，质量远远胜过洋货祥茂肥皂，售价又大大低于洋货，销量激增。当时，家家户户都喜欢用剪刀肥皂，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祥茂肥皂终于被打败，无人问津了。同业们认为名岳能打垮洋商，公认他是一个爱国英雄人物。

　　洋人失败之后，又出手报复中化社，在上海商标局以中国肥皂公司名义抢先注册“剪刀牌”肥皂商标，将卖不出去的祥茂肥皂改头换面包装成剪刀肥皂混入市场，并提出诉讼，告中化社商标侵权。中化社惨遭败诉，忍痛放弃“剪刀牌”商标，改用“箭刀牌”商标，并向公众揭露了英商抢注商标和假“剪刀”的阴谋伎俩，激起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。英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假“剪刀”从此彻底在中国市场消失。这场官司，反而使“箭刀牌”商标一举成名，家喻户晓，成为国货中的知名品牌。从此，三星牙膏和箭刀肥皂成为中化社的两项拳头产品。漫画家张乐平、电影明星周璇均曾为三星牙膏作过漫画和拍过“三星伴月”的歌舞片。

　　当时，方液仙先生已被七十六号绑架杀害，未能看到他事业的蓬勃发展，深为遗憾。 

    　扬眉吐气

　　日本占领时期，中化社曾被日本军管数年，大批牙膏肥皂等物资被掠夺。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中化社也得以重振业务了。当时重庆派来苏浙皖接收大员，驻沪办公。化学组负责人为汪泰经。当时要接收日本的丸善石油株式会社，派名岳负责。

　　经过调查，知道此单位规模极大，系日军制造石油的基地，专供侵华日军用油。厂内有生产区，居住区等，四周均设高压电网。内部技术人员均为有经验之高级人员。他们看不起接收人员，认为中国人不懂技术，故都不听命令。名岳组织人员做了大量充分的准备工作，特别在技术问题上下工夫，做到弄懂、弄透、心中有数。然后由名岳带领，陈景雍作指挥发令。

　　该日，李名岳着一套白色法兰绒西装，到厂时就坐在主席位上。陈景雍即发令要日本人低头听命，移交资料。日本人已闻来者不善，又见此威严的场面和周密的安排，乖乖照办。李名岳未发一言，就完成了接收工作。丸善石油株式会社，即今日高桥石化总厂之前身。

　　不久，李名岳赴美取经。原拟１９４６年底乘飞机赴美，后因当时气候变化莫测，飞机屡屡出事，乃改于翌年初乘轮船去美。因战争刚结束，轮船均用兵舰改造，简陋粗糙，遇到风浪来时，大多晕船。船开了三个星期，有一半以上是在晕船状态中度过的。说是太平洋，却是不太平，浪来时，升高下跌可达数米。这天，终于抵达旧金山。只见金门大桥横贯港口，与现在南浦大桥型式完全一样，十分雄壮。中国驻旧金山领事王绍垓来接，名岳一见知他是表弟，为坤义房瑶红姑之三子。

　　此次亲临美国，比通过书本学习更直观、生动、确切。又因为美国本土未受战争破坏，科技发展迅猛。李名岳抓紧时机，如饥似渴地学习，得益倍增。每次参观前，美国人常先问，是否是日本人？若是中国人，则毫无保留地提供参观并解答。名岳为华元考察了多家合成树脂厂和油漆厂。觉得涂料厂设备甚简单，然而业务量却极大。

　　名岳趁机引进了不少先进设备，并与部分单位建立了较深厚的交情。“Ｍ．Ｈ．Ｌｅｅ”为名岳姓名的英文缩写，广为国外同行所知，当时建立的关系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又起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解放后，李名岳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，他遇到了怎样的坎坷？和妻子是否恩爱到白头？

　　人民代表

　　上海解放，对于李名岳来说印象极为深刻。他在回忆录中说：

　　１９４９年５月２６日晚，解放军越过铁路进入市区，这夜只闻激烈的枪声不断。清晨开门，见无数解放军战士进入大西路上。全身黄色军服，坐在路旁，纪律严明，使人们敬佩万分，世界上竟有这样的军队，人人心底里都在高喊解放军万岁。

　　解放后一切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我的家庭、事业也随着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变化。我与锐英始终风雨同舟，努力去适应变化。

　　首先，我和大家一样，都穿上了人民装。随之，政治学习、政治任务、政治工作以及政治运动，接踵而至。长宁区常要我去参加会议及政治学习，又选我为长宁区的人民代表，自此，我就与政治发生关系了。

　　接着，长宁区组织部门提出要求，希望协助解决区内３５位女青年的就业问题。经我与中化社联系后，中化社接受了。当时就业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何况一次达３５位之多。区领导表示非常感激，并发给我奖状。此奖状系由陈毅、潘汉年、方毅、盛丕华签发的。原来这３５位都是军烈属的子女，这是一次拥军优属的政治任务。不久，我又被推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。

　　遭到革职

　　上世纪５０年代，私营资本公私合营时，李名岳被安排在轻工局的日用化学公司任副经理，主管生产技术，由市长陈毅签名委派。妻子锐英为了体现自身价值，去上海财经大学读书，毕业后，担任会计。上海行业调整合并时，她被调到新的工作单位。每天上班，要用好几个小时换好几路公共汽车。上海工业支内时，她工作的单位被“一锅端”去外地，她随之去山东威海工作。不料，１９６４年国家经济困难，被迫退职回家。

　　１９５７年整风运动期间，名岳诚恳地提出了“应该重视科学技术以及科学管理”的看法。不料有人揭发：李名岳所说的“可于马上得天下，安能于马上治天下”，是污蔑党的领导的谬论，即是反党。组织同业对名岳批判斗争，革去了他人民代表等政治职位，停止参加工商界的各种活动。

　　名岳始终想不明白，提倡科学是无可非议的，为什么有错？直到１９５９年，才重新参加政治工作，被委任为上海市政协委员。

　　当时经济困难，为了照顾民主人士，凡是人民代表及政协委员各发给就餐券一本，可以极低的价格吃极好的菜肴及糕点。尤其是饭，可以任意吃。名岳每星期必请三叔及大姑去吃一顿，特制的高级饭一碗，及冰淇淋一大块。锐英从不计较，她知券少，应让给长辈们享受。

　　名岳夫妇有四个儿女。１９５８年，上海市组织了５００名男青年与５００名女青年，去湖北省洪湖地区垦荒并建立运粮湖农场。儿子维昌、维晶主动报名前去，并在那里工作、成家。维昌从事汽车修理技术，成为高级技师，且有发明和专利。维晶曾担任农场驻武汉代办。他们去湖北的报喜红榜贴到家门口时，名岳夫妇才知道。１９６０年维智被分配去山东，他就读于华东化工学院，１９５８年被错划为右派，１９７８年才获得平反。最后离开老两口的是淑君。她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，在音乐学院附中教钢琴，后被选中去福州部队前线歌舞团。

　　四个孩子都很有作为，令老两口感到自豪。

　　革新成功

　　国际上由于石油工业的发展，带动了合成洗涤剂工业飞速发展，肥皂迅速被洗涤剂替代。但国外对中国采取经济和技术封锁，也由于国内“皇帝女儿不愁嫁”的计划经济的双重影响，我国仍处在大量生产和使用肥皂的落后状态。上世纪６０年代，为了赶上国际，中央给予上海合成洗涤剂厂（即上海白猫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）６００万元巨资，建造大型新厂房进行技术改造。结果，洗涤剂产品质量差，颜色是糙米淡黄色，去污力很低，成本却甚高，无人问津，亏损严重，濒于破产。

　　李名岳在该厂作了２年钻研，终于冲破洋人的技术封锁，在该厂创造了瞬间磺化法，使洗涤剂成品洁白如雪，去污力极强，业务大增，利润丰厚。同时，也为我国进入洗涤剂时代打开了局面。这使他更增强了自力更生的信念，希望能继续赶超国际先进水平。但事与愿违，波澜又起。

       身心煎熬

　　１９６７年，“文革”全面开始了，轻工业局已由造反派头头主持全局。局内斗争重点是局长，说他是反党分子，是资产阶级分子。他原来是日化公司经理，是名岳的顶头上司。一天，名岳到日化公司上班，一踏进经理室就看见自己的桌子上贴满字条，房间里贴着“快滚出去”等大字报。随即开展斗争会，对他及另一私方经理进行斗争批判，然后分两路去抄家。名岳在整理女儿淑君三大箱玩具时，不禁流泪不止，心疼如煎。此时，淑君正在福建参军。

　　后来，他们的住所大西别墅３号要用作红卫兵大串联的接待站，名岳夫妇就住进了８号三楼１２平方米的阁楼内。为了充分利用空间，名岳因地制宜装了很多架子、钩子和搁板挂放用品。名岳用计划供应的柴火做搁板，还给维昌的儿子小屹做了几条帆船当玩具。他发现煤油炉比煤炉方便、节省，但又舍不得买，就自己动手做。就这样，老两口和孙子小屹一起生活，在艰苦的岁月里共享天伦之乐。

　　后来，名岳下放到上海肥皂厂。上皂厂在军工路，名岳家在延安西路，距离非常远。名岳清晨６时搭１２路有轨电车至提篮桥，再乘有轨电车至上皂厂。他被分配做糊箱工作，因能认真学习，得到全车间师傅们的赞赏。一次，有一知识青年无端批评他，一位年长的工人师傅即与该青年争辩，批评他不顾事实，好人坏人分不清。几年后，名岳从公司复去上皂厂联系工作，特至原劳动处拜访几位老师傅，畅叙旧情，依依不舍。

　　他又去南汇五七干校锻炼，校内劳动都是体力活，分配名岳挑水，挑粪，挖泥掘土。当时他睡在上铺，该处靠海塘，冬天极冷。晚上，气温降至摄氏零下９度，雪厚二尺。如小便，要走至门外，待爬到床上，又要小便了，一夜四次。于是，大家想出一个办法，都备好一个容积最大的便瓶，并在下午不进任何液体。那时，允许他们一个月回家一次，当车子进入闵行区时，顿觉有一股暖气，因为闵行多高楼建筑，可挡风。

　　后来，调他到牙膏厂去劳动，当辅助工，搬牙膏空管子。在劳动中，他发现在牙膏管印刷过程中，每天的坏管数最高竟达二三千只之多。经他默默改进后，没花一分钱，每天坏管只不过二三只，效果非常大。临近１９７８年，他们的劳动任务也逐步减轻了。 

　　重见天日

　　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李名岳得以恢复职务，并拿到了生活用品费５０００元。他去静安寺银行存款时，银行办事人员觉得十分惊奇，说这是第一笔“抄家还款”。以后又落实房子，房管所给他安排在武定西路３９号薛正（市三女中前校长）住的房子底层两间。一间正房，一间三面是玻璃、一面是墙的休憩室。后来又根据相关政策为李名岳增加住所面积，即江苏路２３７弄２１号，有三间房，还有独立的卫生间，一家人欣喜不已。

　　邓小平主持工作后，提出改革开放，引进资金，引进技术。当时轻工局局长为刘思仁，对名岳非常赏识和支持。他终于又可以开始赶超洋货了。

　　李名岳一直致力于了解、收集国际上化妆品的最新技术，还研究制订了详细方案。经过努力，他找到了一个切入点，但需要一台意大利最先进的揉和膏霜的匀质机，要３万美元。刘局长知道后，与他详谈，特批给他３万元美金购买机器。膏霜生产出来了，质量与洋货一样，超过国货不知多少倍。

　　当时，西德汉高公司派技术专家来公司交流经验。汉高是欧洲最大的日用化学品公司，年产值８０亿美元。他们送来极多文件，还特意送李名岳一套国际著名期刊。闭塞多年后，这是让公司与外界接触交流和开阔眼界的好机会。汉高就认定李名岳为日化方面的代表。

　　为了推动引进，公司召开了动员大会，与会１５０人为各厂厂长及技术人员。会议由李名岳作报告。他谈了三个问题。１．上海市的引进任务。２．公司各产品系统与国际发展情况。３．将已收到的各项技术资料分给各专业技术人员。此项资料他己收集达一年之久，数量极多，系国际上最新资料，技术人员拿到手上，都觉十分惊奇。这次报告，他足足讲了三个半小时，还辅以黑板图解，让技术人员眼界大开。

　　至１９８６年，上海日化系统几乎厂厂都有了引进项目，年产量增加极多，产品质量大大提高。李名岳的理想终于逐步在实现了，他和锐英分享着这份从未有过的喜悦。

　　而与此同时，一生致力于发展科技，贡献卓著的李名岳，历经沧桑，终于在他７５岁高龄时，取得了高级工程师职称。